太阳黑子
— 我给黄宗伟写了很多封信，他一次都没有回复我。 黄宗伟在东翰林村已经没什么亲人，但老家的房子还留着。前段时间，他回去找人翻修家里的祠堂，又随便收拾了一下院子，几间小屋子终于干净一点，勉强能住人。除了门槛有点旧，他不愿意换，说每一次走过，都是大踏步迎接新的好运。 我出门的时候，黄宗伟刚从金山寺祭祖回来，手里拎一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撕得乱七八糟的用来装订香火的包装纸。他的另一只手臂抱住自己的儿子，陪他的女人叫阿兰，是他的老婆，我们当时没见过几次，后来见得比较多——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孩，推着一只婴儿车。 他见到我没什么感觉，也没有打招呼的意思，反而是他老婆阿兰问他：你同学吗？他才如梦初醒，喉咙里哦了两声，眯眼笑着向我伸出手：好久不见。比起我上一次见他，他又发福了，整个人珠圆玉润，只有皮肤还和小时候一样白。他现在经常胳膊下夹着皮包，在村里来回跑，活脱脱一副大老板的样子，身形、模样都和小时候相行见远。 还有他的三个儿子。黄宗伟和他老婆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，但是我总分不清。他请我来家里喝过一次茶，他的儿子们在里屋睡觉。我们拉了几句家常，他带我去房间里看他儿子。黯淡的灯光映照在他慈祥的脸上，他垂下眼用手指给我看，轻声介绍哪个孩子叫什么名字，姓名由来有什么缘故。 从军，从政，从商。黄宗伟跟我讲。刚好三胞胎。他的神情柔和，不知道是灯光的效果，还是他的体态对他的影响，他身上没有小时候那股冷淡的感觉，整个人变得很亲切。我不想听他讲他的孩子，我认不清，也不感兴趣，我想听他讲讲他自己，我和他没有联系上的那一段时间，他做了什么事，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。但是他说：我们出去吧。 他拉上房门，最后隔着门缝看了一眼他的儿子们。我问他：你现在在哪里？他不告诉我他的地址，他在广宁市开了一间化工厂，但从未跟我说他住在哪里。我问了好几次，他搪塞我，最后没办法，说自己也不知道。 居无定所。他说。现在的地方住一段时间，很快就会搬走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他明白我不信，可只要他给我一个借口，不管我信不信，我都不会再问了。他又说：不要来找我了。 我没找他，我只是给他写信。一九九八年，已经过了三月五日，他三十三岁，我三十三岁。他在广宁市当老板，我在广州市当化学老师。我接连不断地给他写信，用过的信纸摞在一起有两指高。我给他写信就像写日记，信里的内容毫无营养，记一下最近的感受，又记一下最近吃的东西。我不写开头的问候，不写署名，只写内容和日期，所有的信都寄到黄宗伟在东翰林村的住址，没有人收，我就让中叔代收，放在他家曾经用来装糖的铁皮盒子里。 中叔问我什么时候给他，我说随便，扔了也可以。中叔没有扔，糖盒子被他藏在床底下的抽屉里，和那些针线包存折放在一起。后来越写越多，信放不下了，他又取出一块新盒子，跟原来的盒子排在一起，压住他的存折账单，还有家里重要的证件。 那些信照例没有人看。 我依旧坚持不懈地写。 我不了解黄宗伟在干什么，我只能写我自己，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。广州很无聊，教书很无聊，化学很无聊，我的人生按部就班，一年半载几乎没有任何波动。我经常臆想黄宗伟在干什么，他一定过着比我更刺激、更随心所欲的生活。这样的想象激发了我的好胜心，我摒弃了先前的平铺直叙，开始在信里杜撰自己的经历。 我编造教书时班里小孩子的调皮、同事间的勾心斗角、学校里不合常理的规定；我编造天安门前的广场人山人海，大家星期一都在等早上六点的升旗仪式，我写这件事的时候特地暗示：工作之后我很有空闲，经常去那里玩（其实我没有去北京，之后可能也不会去）；我还编造我的相亲史，相亲对象是一个开服装店的女人，满嘴听不懂的沪语，很有意思。我编了很多话，编到后面自己也信了，越写越潦草，越写越生动，像写小说一样。 直到一天晚上，我点着灯，在纸上写我刚吃过晚饭，今天白天有邻居结婚，晚上会放烟花。我问他吃饭了吗，又问他最近在忙什么，问东问西，我发现我能说的很有限，那张纸还余三行空白。 可我什么也编不出来了。我决心要给他写满整整一面，我的笔头在纸上点了半天，给他写下三行我爱你。刚开始很艰难，随即一发不可收拾。写到结尾处，我的笔迹飘逸疯狂，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意思，但结合上文，都是相同的三个字：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。 如果黄宗伟看到这段话，一定会觉得我有病、很恶心。这就是我想见到的。我想看到他满脸嫌恶，最好因为这些令人作呕的告白，吐在我的信纸上面。但他不会看，很没意思。我明知道他不会看我还这样写，我是一个相当无聊的人。 我用打火机点燃那封信的一角，火舌飞速窜动，几片黑色的灰烬掉在桌面上。信纸尾部来回打卷，像一只被我提住尾巴、在空中挣扎的老鼠。 我把那封信烧了。 — 初一暑假，我履行诺言，带黄宗伟去县城。 我们住在县城。这里不大，但比东翰林村强很多，沿路有不少店铺，地面相对整洁平坦，下了雨也不会有淤积污水的大片凹陷的湿泥。县城的太阳比东翰林村耀眼很多，因为房屋是错落有致的，阳光也可以寻到屋子间的排列逻辑，从其中的空隙落下。 黄宗伟说，这和村子里真是太不一样了，这里的阳光这么整齐。相比之下，东翰林村的阳光总是透过杂乱无章的树叶，乱线一样扫射各处，像要刺瞎人的眼睛。 他跟我过来，只带了自己的书包和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，包里放了薄薄的笔记本和化学手册。手册已经被他揉得很旧了，由于经常翻阅，书页的侧面颜色暗沉。 这本手册的线散开了，它的封面变得摇摇欲坠，似乎轻轻一扯，就会悄无声息地散架。黄宗伟对此很不好意思，他在家里捡了我爹看过的报纸，搭着塑料尺，悉心为这本书包了封皮。 不看化学的时候，他就在房子里闲逛，或是与我到县城的街道瞎转悠。我带他去过一两次我爹的皮鞋厂，想向他展示工厂的运作场景。我认为这是这次暑假之旅中，除了去市区外的一大重头戏，但黄宗伟对此表现得兴趣缺缺。我让他看那些给鞋子钉鞋钉的女工，又让他看巨大的嗡鸣的机器，它们几乎占了厂子里的一半空地，使运作间变得非常狭小。 黄宗伟心不在焉地听这些话，老是神游，被我问烦了，他才勉强回应两句，后来他干脆挑明：机器发动的声音总是令他心烦意乱，并且工厂很小、很热，进去后有一种窒息感。他有时变本加厉，说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去厂子里逛，那个地方甚至都没有县城上拥挤的马路有意思。 总而言之，他见缝插针地泼我冷水，好使我明白我所看重的皮鞋厂其实不值一提，至少在他眼里是这样的。他真是让人讨厌，但只限我带他去皮鞋厂的时候。其余大部分时间，也许是因为受到县城温暖阳光的普照，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善良、宽容与大方，看上去对事事充满兴趣与热爱。 他跟我上街，把自己吃到一半的火腿肠喂给流浪猫和流浪狗，他还会抱它们，让它们在他怀里、膝盖上尽情撒娇。他之前从来没有对我的小狗这样过。 我们去过书店，不大的店面放置两排书架，墙壁上都是塑封的书本。我们来时经常看到放学的学生，他们站在架子前面，手里拿了一本书，掌心来回抚摸书的表皮，嘴里絮絮叨叨讲学校的趣事。 黄宗伟很喜欢看，但不是对书的内容好奇，而是看书本的排列。他有段时间沉迷纠错，经常背着手，像书店老板一样在架子前走来走去。每一本书的塑封皮外都贴了印有编号的贴纸，他花了一个下午去弄懂数字前那些字母的含义，又乐此不疲地将放错地方的图书归位。好在县城里没有图书馆，不然还要浪费他更多时间。 县城的日子像水一样冲刷记忆，东翰林村的事情变得离我们特别遥远。强势的阿勇、温和冷漠的老师、面目可憎的同学、言谈粗鲁脸色沧桑的大人、下雨天发霉的教室、剥落油漆的大门、丢失的学校招牌。我们离他们很远，我们逃到了他们找不到的地方，一个世外桃源。 我和黄宗伟惬意地蜷缩着。晚上我们睡在一起，他穿着单薄的白背心。我们聊白天发生的事情，只字不提东翰林村，然后我们的声音像灯芯一样熄灭。 在夜晚，偶尔听不见虫鸣。黄宗伟侧躺在我的身旁，他不说话，睁着眼睛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长长的睫毛摩擦过枕头，发出轻微的响声。只要空气中有一点动静，这个响声就会被淹没。我努力集中注意力：为了听到那一阵细密的沙沙声，我减弱了自己的呼吸。 我们什么时候到城里去？他问我。 很快。我回答。 很快。过两天。他从第一天就开始问，每个晚上都问，问了一个星期，终于在某一天，吃过晚饭，我告诉他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去市区。 噢。黄宗伟有点意外，他的眼珠转了一下，盯着我看。他思考问题的时候总会下意识紧紧盯着别人，这是他身上的一个毛病。他看上去没我想的那么开心，但也没有不快，只是很平常，就像我刚刚只是说明天晚上吃什么。 这种平常持续了几秒钟，他很快发觉这个情绪不太妥当，于是抬起头，向我露出笑容，说太好了，我一直都想去。然后他又看着我，很期待地看着我。他希望我能顺坡下驴，告诉他城里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，向他透露一点明天的行程，好让闲聊继续下去。 因为黄宗伟对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他什么也不懂，现在听到我说马上要去城里，似乎连唯一的愿望也得到满足。 这件事情在开始之前，对他来讲就像已经结束了。 我们回到屋子里，那天睡得比平时更早。黄宗伟问我应该准备点什么东西。他坐在凳子上，怀里抱着书包，把自己的衣服从柜子里翻出来，他的衣服皱巴巴的，他把它们一件件叠好，装进书包里。我跟他说，我们最多住两天。他说，行。又把手册和笔记本塞进去。 第二天，我爹带我们坐车进市区。我们起得很早，跟从村里到县城那天一样早。天还没有亮，灰蒙蒙的，下面蕴了一片粉紫色，靠近车头的地方亮着一盏暖黄色的小灯，公路两旁是树，更远的地方是沟渠。 客运车上有很大的油烟味，黄宗伟坐在靠窗的位置。过一会儿，天亮了，灯灭了，太阳从窗户外照进来，直照在他的脸上，他拉上了肮脏的蓝色帘子。也许是清晨的缘故，车内的环境很安静，很多人昏昏欲睡，黄宗伟抱着他的书包，太阳把那面蓝帘子照得几近透明，他的脑袋隔着帘子抵住玻璃。 不大一会儿，我和黄宗伟就在客运车上睡着了。 等我们再次醒来，是一个多小时之后，一个男人抱着黑色塑料袋，发出巨大的呕吐声。车内变得很嘈杂，同行的乘客七嘴八舌。一个女人带着被子上车，她的被子很大，用印有红色斑点的牛津布包裹，从过道风风火火的挤过去，撞倒了一个乘客的杯子。那个人嘴里吐出我们熟悉的方言，女人佯装没有听见。 太阳从黄宗伟的右边飘到他的头顶，阳光不再强烈，他拉开了窗帘。我枕着他的头顶睡觉，压扁了他的发旋。醒来时，他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脖子，问我要不要喝点水，我拒绝了。 市区比县城要热闹，建筑物也比县城的更高大，这里多了很多马路，还有我们没见过的商业店铺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有了空旷的步行街，可以在那里肆无忌惮地散步，除了偶尔窜出的大杠自行车，没有需要躲避的东西。有时能看到有人开着“红旗”牌汽车，但汽车离我们很远，它们行驶在马路上。 我们住在我爹的朋友家，他家里有一个小儿子，在上高中，今天在老师家里补课，我们去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。黄宗伟很拘谨，我爹和朋友谈话时，他与我寸步不离，僵硬地向陌生人问好。 我和我爹的朋友并不熟，和他的儿子也不熟，但是那天我表现得十分落落大方，说了几句讨巧的话，逗得那个男人哈哈大笑。黄宗伟的手指拽住我的短袖衣角，我感觉到衣服上来自他手指的重力，他的局促靠着这点重量传递到我的心上，我的勇气增加了，我恍惚间成为这所房子的主人，热情地招呼他坐在我旁边。 我爹的朋友抓给他一把葡萄干，他求助地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让我感觉很好，我向他点头，他才伸出双手去接。 他背着自己那只又灰又旧的破书包，我带他去坐公交，跑到各种地方去玩。他坐在座位上，广播的声音夹杂电流声。他很不安，又蠢蠢欲动，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好奇心，他克制住左顾右盼的冲动。 我带他去公园，市区的公园有一片很大的人工湖，小路上有人推着自行车卖汽水，橙色的小冰箱，里面塞满泡沫，一打开，冒出一股腾腾的白气。瓶子上湿漉漉的，结了一片小水珠。我给黄宗伟买了一瓶，给自己也买了一瓶。那是他第一次喝汽水，我们坐在石桥的柱子上，他喝了一小口，对这个味道十分惊讶，他又喝了一口，说自己的肚子里在冒泡。 你看我。我对他讲，将一瓶汽水咕噜噜全灌进喉咙里。他睁大眼睛，看着我打出一个绵长的嗝。他这个时候已经镇定下来了，说他知道，这个是二氧化碳。他趴过来揉我的肚子，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想让我再打一个嗝。他一碰我，我就张牙舞爪地吓唬他，但是他不怕我，伸手去抢我的空瓶子。瓶子被甩进水里，咕咚一声，一圈鱼苗立马四散开来。 这里有一座宽阔的广场，铺满白色的石头，围了一圈水沟盖板。广场上没有遮阴的地方，黄宗伟问我最中间的东西是什么。我说是喷泉，晚上会有喷水表演。他又问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回答就是跟洗车的水管一样。他很高兴，摇了摇汽水瓶，给我看水面的泡沫：才不是，喷泉就和这个一样。 我们去街道转了一圈，对各种颜色的店铺装修评头论足，又一起吃了一碗小推车贩卖的便宜糖水，直到夜幕降临，才回到公园广场。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，人群围成一圈，中间就是放喷泉的装置。我和黄宗伟来得有点迟，只能站在靠近外围的地方。那天的夜色很好看，并不完全黑，而是通透、寥廓，远处呈现出水粉一样淡淡的紫色。 我被一种失真的幸福感笼罩。广场上很吵，四面八方都是人，黄宗伟拉着我的手，他的手心温度和我的一样烫，偶尔空气中会飘来一阵甜丝丝的、糖浆的气味。这些细小的东西令我觉得很安逸，恍惚间，我好像已经在这里呆了很久，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、那么善良。 也就在那时，我发现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，和在村里、学校里的感受都不一样，这是一种明亮的幸福感。这种幸福感就像一列火车缓慢地驶入黎明之中，所有的乘客在第一缕阳光到来时苏醒的那一刹那。 我想跟黄宗伟分享，恨不得他即刻与我通感。但是他很专注，他的眼睛一直聚精会神地盯着人与人胳膊之间的缝隙，那里隐约可以看到中间的喷泉。 喷泉打开时，下面亮起一串灯，像街道上店铺的霓虹灯，很好看。我松开黄宗伟的手，因为前方人群的欢呼声心情振奋，我也想大叫，想蹦起来，挤到最前面去。重重叠叠的人影挡住了我的视线，我准备跟黄宗伟提议我们从旁边绕过去，但是一转头，他已经不见了。 黄宗伟跑了。 两个小时后，喷泉早已结束，我在广场呆到天彻底沉下来，也没有找到他。我很害怕，我爹一定会问我，我爹的朋友也会问我，还有他的儿子。他会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，等了解事情的始末后，又在心底里偷偷笑话我。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，市区这么大，人生地不熟，我们只能报警。等待警察处理的过程中，我和我爹他们坐在一起。没人说话，他们低着头抽烟，我爹朋友的小孩正站在离房门口不远的地方。 我产生了一种妄想，妄想他能带我去他的房间，至少别让我和大人们坐在一起。但是没有，他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就像从来没见过我，然后他回房间里去了，砰的一声关上房门。 我只能继续煎熬。不知道这种煎熬要持续多长时间，除非黄宗伟良心发现，中途而返。我当时对他有一种恐惧，我几乎坚信不疑，如果他真的想跑，没人能抓住他。 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想法，这个想法才是我所有痛苦真正的来源。我发现我很自大，总是局限在自己的视角内。我以为我有多了解黄宗伟，黄宗伟就有多了解我、多在乎我，事实并非如此，我只是他被动的选择，我就像破烂的东翰林村初中——因为我想跟他做朋友，所以他选择我，仅此而已。 我在他心里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，很可能跟阿勇也没什么不同，一想到这个我尤其受不了。他消失的那天晚上，我趴在床上偷偷哭了一场，我们两个那么多天睡在一起，有时候还枕着一只枕头。他把我当成皮屑、朽木、蝇虫——任何不值得留念，甚至迫不及待想要抛弃的东西。他把我害成这样，对我不会有一点愧疚，也许曾经我被他的出众和聪明折服的时候，他看我就像看东翰林村的烂泥一样。 我爹第二天叫我起床，我的眼睛肿成两颗桃核。他想骂我，又碍于在朋友家，只能语气生硬地让我快点来吃饭。他的拳头没有落在我身上，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市区，但现在这个环境对我也没有吸引力了，我拉开窗帘，外头井然有序的阳光照在我脸上，我笑不出来，这些东西只让我体会到一种虚伪的文明。 吃饭的时候，我故意把汤撒在地上，想惹起我爹的怒火，让他又变回东翰林村那个野蛮又坏脾气的男人。最好当即打死我，要么把我赶出门，我去和黄宗伟一样流浪。 这个愿望最后也落空了，我爹的朋友两三句话就压下他的情绪，使他重新开始强颜欢笑。没有熟悉的暴力，我对这里所有的人都失望透顶。 又去派出所坐了整整一天。整整一天，什么都没干，我爹在旁边不停地抽烟、咳嗽，直到一个女警察过来让他灭掉。白天的时间很长，太阳也是没完没了，从台阶上照到玻璃门上，后来几乎要照到我的脸上。 我觉得很热，这么多天来头一次觉得市区里这么热，全怪那些开车的人、还有那些开工厂的人，他们都是一群见钱眼开，不在乎别人死活的家伙。我不舒服，我强烈地感觉我不属于这里，我的背很痒，浸透汗水的细密的针扎一样的痒，我在这里就像蚂蚁一样，无人关心。 我想念东翰林村潮湿的地面，乱七八糟的小房子、浓密的树叶、还有我熟悉的面孔。我越想，越生黄宗伟的气。他很不识好歹，他只能看到事物糟糕的一面，却不懂得珍惜自己拥有的。他抛弃一切后，不知道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，难道颠沛流离、食不果腹比在村里读书好吗？ 第三天晚上，我对他的恨意达到顶峰。我想了很多他遭遇不测的可能性，这些也不能缓解我的愤怒，反而让我胸口更闷。我从噩梦中惊醒，身上都是冷汗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缓了好一会儿才又想起黄宗伟逃跑的事实。 第五天，派出所的警察通知我们，黄宗伟找到了。 像他突然消失那样，他又突然出现了。浑身脏兮兮，鞋跑丢了，手里抓着两只饼干。我看他，他低下头，舔掉嘴角的碎屑，继续埋头苦吃。警察说他在一个小卖部门口被发现，他当时准备偷一袋零食，但是被发现了，于是老板报警抓他。 经过他自己的口供，他说自己在广场的那天，有一个女人说自己的孩子不见了，让他帮忙找，结果他被带到一辆面包车前才发现不对劲，扭头就跑，躲过了人贩子，但也在市区迷失了方向。 他在市区独自流浪五天，饿得受不了，才去偷东西吃。 这一瞬间，风向变了，他的遭遇很可怜，掩盖过他偷盗的事情。因为人贩子是突发情况，并且他很脏，看上去像过了好几天苦日子，所以所有人都对他的借口很满意，他们理所应当地接纳他、安慰他，过去突然就被一笔勾销了。 只有我，冷静得像这场闹剧中的局外人。 我们把他带回家里，我爹的朋友对他轻声细语，那个高中生又站在房间门口，他的房门开得很大，里面隐约露出积木玩具。他用同情的目光看着黄宗伟，眼神好像在说“如果你想进来，你就进来吧”。他们让黄宗伟去洗澡，又给他东西吃，看他边狼吞虎咽边说谢谢，他们的脸上出现怜爱的表情。 晚上，他穿着干净的背心来到我的房间。关上房门，没有开灯，我坐在床边，他看出我的心情很不好，便没有自讨没趣。 他也想上床，刚踢掉拖鞋，我突然翻身扼住他，我的身高优势这个时候突显出来了，我掐住他的脖子，骑在他身上，问他那天去干什么了。他呼吸困难，半天不出气，我松开手时，他把肺都快要咳出来，看到我阴沉的脸色，他说：我被绑架了。 我扇了他一巴掌，把他的嘴角扇破了，他反应很快，咬住我的胳膊，力度大得像要撕下一块rou，又用膝盖顶我的肚子。很痛，见我防御有些松动，他一拳打在我的脸上，指甲抠进我的rou里，在我身上到处乱掐。 我们在床上滚来滚去，床板吱呀作响，再继续，一会儿大人们就该醒来了。可是暴力让我很痛快，黄宗伟也是，他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小豹子一样的光芒。 最后，我用膝盖压住他肋骨突出的胸膛，因为颧骨的淤青龇牙咧嘴，气喘吁吁地又问了一遍，他那天到底去干什么。 我被人贩子绑架了。他回答。 我盯了他好一会儿，只好放开了他。 TBC.